遵义会议七个人才有资格投票，毛主席得四票，四比三胜出，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，要尊重历史，谁投赞成票，谁投反对票，经分析可得出决论。
遵义会议被后人讲得最有戏剧性的地方，常是那句“四比三”。七个人能投票，毛主席得了四票，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。听着很痛快，像算盘珠子一拨，啪嗒一声，红军命运就翻了面。
可历史哪有这么省事。遵义那几天，屋里没有今日会议室那种规整唱票，也没留下一张谁赞成谁反对的名单。
留下来的，是一群人在泥水、饥饿和枪声后，把话挑明。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到十七日，会议开在遵义子尹街柏辉章旧宅。青瓦灰墙，两层回廊，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，就是后来被反复凝望的屋子。
出席会议者不少，博古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、毛主席、陈云、王稼祥、刘少奇、凯丰等人都在，刘伯承、彭德怀、聂荣臻、林彪等军中负责人也在，李德在一旁，伍修权做翻译。二十来个人，身后压着几万红军的生死。
这场会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
湘江一战后，红军损失惨重，队伍里早有怨气，也有疑问。照原计划去湘西会合，敌人已经张好了网。十二月十八日，黎平会议采纳毛主席意见，放弃老路线，转向贵州西北。
博古和李德并不服气。
到了乌江边，李德还担心强渡乌江会重演湘江惨剧，博古也犹豫。
十二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凌晨，猴场会议吵了一夜，红军还是决定强渡乌江，直取遵义，还定下规矩，重大军事部署不能再由少数人关门拍板，要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。
这规矩，比表面看着更重。
过去“三人团”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，博古、李德说话分量很大，周恩来也承担责任。可仗打成这样，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旧办法再走下去，前面多半还是死胡同。
一月六日，红军突破乌江。七日，占领遵义。追兵一时扑不上来，队伍终于喘了口气。人一能喘气，就会翻旧账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为何败？湘江为何那样惨？纸上命令害了多少人？
会议开场，博古作报告，把失败主要归到敌人强大上。
这话不能说全错，敌人确实强，可只说敌人强，就等于把自家锅盖扣严。周恩来作副报告，承认军事指挥有错误，也愿意承担责任。
张闻天随即拿出准备好的提纲，正面反对博古的报告。他批评堡垒对堡垒、兵力分散、转移中又犯逃跑主义，还机械地想去湘西会合。这个发言像把窗户推开，冷风一进来，谁都醒了几分。
博古大概很难受。里说，他不断端起茶杯喝水，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来划去。
一个小动作，比许多大话都能说明心境。他未必不希望红军走出困境，可不懂军事又偏要硬撑，代价就会落到战士身上。那些战士不是地图上的黑点，是要走山路、啃冷饭、背枪过河的人。
第二晚，毛主席发言更直接。他说博古的报告不是实事求是，是替错误辩护，并把军事错误概括成三段：进攻中的冒险主义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。凯丰站出来发难，说毛主席的打法不过是从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国演义》里学来的。毛主席当场回击，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怎知他的战术从那里来？李德受过军事教育，可只会纸上谈兵，不管战士走路、吃饭、睡觉，也不看山地、平原、河道，只靠一张不准的地图指挥。
聂荣臻接话，说李德连哨位放在哪里、一门迫击炮摆在哪里都要干涉。朱德话不多，却很扎实，有什么本钱，就打什么仗，没有本钱，打什么洋仗？这不是气话，是老兵从死人堆里摸出来的判断。红军缺枪少弹，衣服破，草鞋烂，硬套洋办法，就是拿穷队伍去穿别人的大靴子，走不了几步，脚先磨烂。
王稼祥的分量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显出来。他身上有伤，坐在担架或躺椅上，还按着伤口发言，支持毛主席，也支持朱德，明确提出错误领导必须改变，“三人团”要重新考虑。后来毛主席说，是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。这里的“票”，不宜简单理解成今天那种记名投票。它更像一种关键态度：会场摇摆紧绷时，有人愿意把身子往正确那边压过去。
周恩来的态度也很要紧。第三天，他主动承认错误，同意对“三人团”的批评，支持毛主席参加军事指挥，还提出可以撤换自己的职务。肯把位置让到红军活路后面，不容易。会场能形成共识，既靠毛主席的判断，也靠张闻天先把话挑破，靠王稼祥有重量的支持，靠朱德、周恩来把责任扛起来。
一月十七日深夜，会议结束。
毛主席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张闻天起草决议，常委重新分工，“三人团”被取消，军事上仍由朱德、周恩来指挥，周恩来负责下最终决心。
能确定的是，博古、李德的错误路线被否定了，毛主席的军事主张获得多数支持，王稼祥那一票，关键在敢于站出来。遵义旧宅的灯光亮到深夜，屋外湿冷，屋里人脸色大概都不好看，可红军的路，正是在这种不太好看的争执里，慢慢拐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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